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库珍藏着一件泛黄的文物，它是楚图南先生生前珍藏的一部残稿。该稿是闻一多先生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著作，题为《九歌（古剧翻新）》。这部历经八十载风雨洗礼的手稿，不仅是闻一多先生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最后绝响，更是他与挚友楚图南先生深厚情谊的永恒见证。纸页间流淌的不仅是笔墨书香，更有家国情怀、文人风骨与生死之交的赤诚。

　　《九歌（古剧翻新）》的珍贵原貌

　　《九歌（古剧翻新）》残稿2013年由楚图南之子楚泽涵先生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部残稿保留了闻一多生前创作、修改的原始痕迹，每一处笔墨、每一个标注，都诉说着在那段山河飘摇、动荡颠沛的岁月中，闻一多先生的文学坚守，极具史料价值与文物价值。

　　这份残稿正文共六页，另有一页单独用毛笔书写着“闻一多同志九歌诗剧手迹”。虽非完整手稿，却留存了闻一多《九歌（古剧翻新）》的一些创作内容，字里行间满是作者对这部作品的重视。

　　从内容编排来看，手稿篇章清晰可见，体例规整，兼具文学性与舞台表演性。该稿共三篇，稿纸为“时代评论22×20=440”红色竖格纸，第一篇《迎神（序曲）》，共两页，页面顶部标有“排二十字长”字样，及每段“男音独唱、女音独唱、合唱”；第二篇《东君》，共两页，在篇名处标有括号，注“二号字”，页面顶部同样标注了每个段落演唱的形式“男音独唱、合唱”；第三篇《云中君》，篇名处同样写有“二号字”，共两页，演唱形式标注为“女音合唱、独唱”。从《迎神（序曲）》《东君》《云中君》可见，闻一多先生是想将《九歌》打造成一部兼具古典韵味与现代舞台表现力的歌舞剧，力求让其以全新的艺术形式焕发生机。《迎神（序曲）》为男女混合演唱，《东君》则为男声演唱，可尽显雄浑庄重；而《云中君》为女声演唱，可尽显女性的温柔，三个篇章在演唱形式上各有不同，显示出闻一多先生对不同神灵气质的精准把握，以及对舞台艺术的精湛构思。

　　手稿虽有删改但字迹工整，演唱形式标注清晰，表明即使在硝烟弥漫、局势动荡的岁月里，闻一多先生依旧以极致的严谨与赤诚对待这部作品。而这份手稿得以保存，与我国著名作家、书法家楚图南先生有紧密关联，该稿是两位挚友文学相知、生死相托的直接见证。

　　闻一多创作《九歌》的初心与历程

　　闻一多先生一生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与新诗创作，而《九歌》的改编与创作，是他学术生涯与文学创作生涯的收官之作，更是他在民族危亡之际，以文化唤醒民族精神的深情寄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先后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在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在云南鲜为人知的往事》一文记载，闻一多先生从长沙至昆明，一路步行。这一路历经艰辛，他亲眼看到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其内心的家国情怀愈发浓烈。在旅途中，他接触到西南众多少数民族的独特音乐与艺术样态。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他继续深耕古典文学研究，尤其对《楚辞》有着极深的造诣。《闻一多〈九歌〉手稿：生命的绝唱》一文也曾提及这段往事：那段时间，他有机会便去云南各地采风，渐渐便萌生了要将屈原《九歌》进行“古剧翻新”、改编为现代歌舞剧的想法。身处抗战洪流之中，闻一多先生深知文化是民族的根与魂，要想唤醒民众的爱国情怀，就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在昆明，他常带领学生到山区去采风，在那里，他看到大量极具民族特色的原生态歌舞，这些艺术形式质朴动人，他深受启发。

　　1946年5月19日，由闻一多的学生们组织筹划的极具彝族特色的“圭山彝族音乐舞踊会”在西南联大草坪举行了预演。整场演出突出了反对内战、坚持和平的主题，发出了中国必然新生的时代强音，展示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和奋发向上的磅礴力量。据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的文章记载，演出结束后，闻一多对演出进行了高度评价：“从这些艺术形象中，我们认识了这民族的无限丰富的生命力。为什么要用生活的折磨来消耗它？为什么不让它给我们的文化增加更多样的光辉？”这次“圭山彝族音乐舞踊会”让闻一多先生感触良多，他被彝族原生态歌舞深深吸引，这极大激发了他对自己构思多年的《九歌》的创作热情。《闻一多〈九歌〉手稿：生命的绝唱》一文中曾写到，闻一多在看到民间优秀歌舞表演者在西南联大的联合演出后，准备在吸取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等新鲜素材的基础上，用歌舞剧的形式重新演绎《楚辞》中的《九歌》。其后，闻一多便全身心投入《九歌（古剧翻新）》的创作中，他结合自己数十年的《楚辞》研究成果，既保留原诗的浪漫意境与文化内核，又力图融入现代舞台艺术的表现形式，精心设计每一篇章的演唱、合唱形式，反复打磨词句与排版，力求做到学术严谨性与艺术观赏性的完美统一。

　　闻一多与楚图南的生死之交

　　闻一多与楚图南的交往始于1939年。1938年年底，闻一多与孙毓棠、陈铨等老师在西南联大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话剧团”，以排演新式剧目宣传抗日救亡思想。1939年7月13日，闻一多等人邀请著名戏剧家曹禺先生来滇交流。7月16日，闻一多等人组织了欢迎曹禺茶会，还特地邀请了在云南大学任教的楚图南参加会议并发言。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二人正式相识。1943年夏秋之时，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代表华岗奉命来到昆明，秘密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他积极在知识界和云南各阶层开展工作。在这期间，华岗同志发起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团结各方人士，楚图南很早便加入其中。闻一多纪念馆朱兴中、蔡晓霞撰写的文章《闻一多与楚图南》一文中曾提及，在研究是否邀请闻一多加入时，党内一些同志有些分歧，有人认为闻一多早年是“新月派”，他曾信奉过国家主义。到了云南,全国人民都在积极抗战，他却钻进自己的“小楼”中，醉心于经史、《楚辞》的研究。像他这样的人，能和大家走到一起来真心抗战吗？面对质疑，华岗向大家展示了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的亲笔信。周恩来在信中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是反抗的,他们也在探索，在找出路，而且他们在学术界、在青年学生中，还是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的，所以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周恩来的意见启发了众人，大家不再有争执。楚图南按照组织要求主动加强与闻一多的接触。很快，闻一多、潘光旦、费孝通、曾昭抡、闻家驷、尚钺等人先后加入西南文化研究会。研究会每周召开一次座谈会，正是在不断的交流中，闻一多与楚图南深深为彼此深厚的学识与共同的爱国情怀所吸引，成为知己。

　　西南联大时期，昆明虽是大后方，却也笼罩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进步师生追求民主、反对独裁的呼声，遭到反动派的残酷打压。闻一多先生毅然投身民主运动，1944年经吴晗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他以笔为枪、以言为刃，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成为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在采访楚图南的儿子楚泽涵教授时，他曾提到楚图南先生与闻一多先生的交往，两人志趣相投，同样心怀家国、坚守正义，在昆明共事相处的日子里，他们常常促膝长谈，谈文学、谈学术、谈国家前途、谈民族命运，虽也有分歧，有争论、有不同见解，但彼此欣赏，彼此尊重，逐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有一件往事，让楚图南一生难忘。他在晚年撰写的《纪念战友闻一多》一文中，曾谈及此事：“一天晚上，当民盟云南支部的组织机构确定后，朋友们便把为这些组织机构化名刻图章的工作委托给一多。第二天的清晨，一多就来到了我家，用颤抖的手，递给我三枚由他自己设计、连夜赶刻出来的代表民盟云南支部的‘田省三印’，代表秘书处的‘刘宓’和代表宣传部的‘杨亦萱印’的石章。我当时望着一多布满血丝的眼睛，接过了三枚图章，深深地为一多的忘我精神所感动。”

　　闻一多先生在创作《九歌（古剧翻新）》时，或许因楚图南先生学识渊博、眼光独到，便将自己创作的手稿送给他。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这部《九歌》手稿成为两人精神共鸣的载体，既是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也是对光明未来的期盼。

　　1946年6月底，云南各界人士在昆明发起万人签名运动，要求和平。昆明的特务拟定了逮捕、暗杀民盟负责人的名单。李公朴被列为第一名，闻一多为第二名。7月11日晚，李公朴外出归途中，于青云街大兴坡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次日凌晨逝世。

　　李公朴的牺牲激起了云南各界的极大愤慨。1946年7月15日下午，李公朴先生遇难情况报告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闻一多与楚图南不顾个人安危出席。会后，楚图南和闻一多又去参加了在民主周刊社召开的李公朴被害事件的记者招待会，他们在会上要求严惩凶手，以慰民心。记者会结束后，出于安全考虑，楚图南计划自己先走。楚图南之子楚泽涵在《楚图南在美国领事馆避难记》一文中写了那天的情形，楚图南叮嘱好友闻一多在自己离开后稍晚一点再走，而且他还劝闻一多回家时一定要改变一下路线，切不可跟以往一样。楚图南走出民主周刊社后，没有走往常回家的正路，而是拐进了一家小理发店，进入理发店后迅速从后门离开，转入小路回到家中。正因为临时改变了行程路线，楚图南幸运地躲过了特务的暗杀。而闻一多先生还是按往常的路线回家，在途中，先生惨遭早已埋伏好的国民党特务枪击，倒在血泊之中，不幸壮烈牺牲，年仅47岁。

　　在闻一多纪念馆朱兴中、蔡晓霞撰写的文章《闻一多与楚图南》一文中曾提及这样一段往事：闻一多先生牺牲的噩耗传来，楚图南先生悲痛欲绝，他失去了珍贵的挚友，国家失去了勇敢的战士。1946年10月4日，楚图南不顾个人风险，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在大会上，楚图南悲愤交加、饱含深情地讲述了闻一多先生生平，他为好友闻一多题写了这样的挽联：时局多艰，悲国士，争民主，求和平，与奸邪搏斗，不惜一死；风雨如晦，怀故人，同忧患，共肝胆，遽朋侪摧折，安得勿伤。

　　闻一多牺牲后，面对好友的手稿，楚图南深知这份《九歌（古剧翻新）》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挚友的心血结晶，是挚友未竟的文化理想。楚图南先生将这份手稿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无论生活如何艰难，始终细心保管，视若生命，这一藏，便是数十载春秋。

　　在其后的岁月中，楚图南一直深深地怀念着自己的故友闻一多先生，他多次撰文讲述闻一多先生的故事。198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在湖北浠水县成立闻一多纪念馆。1988年，纪念馆希望能请楚图南先生为正在筹建的闻一多纪念馆题写馆名，楚图南欣然同意。1990年，闻一多纪念馆收到楚老挥毫泼墨写下的“闻一多纪念馆”书法作品。

　　1994年4月11日，楚图南先生在北京安然离世，享年95岁。楚图南先生离世后，其子楚泽涵秉承父亲遗愿，将闻一多这份手稿残稿无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还有几个月就是闻一多先生牺牲80周年的日子，回望历史，闻一多先生作为民盟的杰出前辈，用生命践行了为民主、为人民奋斗的誓言，他的精神，如同红烛一般，燃尽自身，照亮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而楚图南先生用一生的守护，诠释了挚友相知的赤诚，让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留存。